国潮1980第16章 价格

价格松动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通货膨胀。

实际上自从1979年年底京城统一提高了猪肉、羊肉、牛肉、家禽、鲜蛋、蔬菜、水产品这八种副食品的价格以来。

仅仅经历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平稳期这八种副食品的价格就开始有脱缰之势陆续开始上涨。

翻过年来甚至还出现了相关产品搭车涨价和大量议价商品充斥市场的现象。

比如散装啤酒国家定价是一大碗一毛八分钱。

可由于商品短缺京城有的地方就自己提高了两分钱卖两毛钱一大碗。

顾客当然不乐意了宁卫民的邻居罗师傅就较过这真儿。

“不是一毛八吗？怎么变成两毛了呢？再说了你给的也不是满满一碗啊！” 服务员却满不在乎。

而且正因为工作量增加了没个好气儿话当然是横着出来的。

“就这还没货呢！你要喝就喝不喝拉倒！反正你不喝有人喝。

” “嘿你小子够横的你还讲不讲理？” “你要讲理是吧？告诉你别家都往散啤里扔冰块知道不知道？我没这么干就够对得起你了你喝得可是纯啤。

挺大岁数？怎么占了便宜还卖乖啊？” 于是两人就吵了起来弄的不亦乐乎。

啤酒尚且如此像蔬菜这样每日都离不开的生活必需品就更严重了。

尤其这东西还是分等的一向是什么等的卖什么价钱。

想想看每天那么多种菜要凑在一起对外销售那是相当复杂的价格体系。

自然就更容易出现争执以及商店擅自提价的问题。

于是为了防止类似情况政府的临时应对之法就是让报纸每天公布政府颁发的调整价格通知。

老百姓呢便因此养成了带着报纸去买菜的习惯。

只有这样对照的看着才能知道商店是不是乱涨价啊。

可惜这种办法纯属理论性的很多时候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像宁卫民的邻居米婶儿就是煤市街副食店里卖菜的对此体会最深。

比如说有一天按照报纸上的价钱小白菜儿应该是两分钱一斤调低五厘钱。

可副食店还是按照前一天的价格就是一斤二分五厘来卖。

结果因为菜价多了五厘钱当天便屡屡有顾客提意见和米婶儿争论。

偏偏这副食店和餐馆还不一样守着家门口儿眼瞅着好多都是熟人。

米婶儿委屈也没法摔咧子啊只能好言好语解释。

“各位街坊快马赶不上青菜行啊。

那么多种菜都一天一个价儿哪儿来得及调整呀？何况领导就让我按这价儿卖那我也没办法啊。

大伙儿都理解理解多收了钱是国家的也不是进我兜儿里……” 如此卖了一天的菜也着了一天的急。

米婶儿嘴皮子差点没磨破了。

就这还好几次差点没忍住悬得乎的呛呛起来呢。

很可能今天的人看到这儿会说多五厘钱或者少五厘钱不就是半分钱吗？至于的吗？ 可当年就是这样还真至于。

说白了除了大家收入少关键是当年的钱真可以做到一分钱掰成八瓣花。

拿小孩买糖块来说经济账就能算得比半分还细。

同样也是这个时期京城有一个顾客在《京城晚报》上刊登文章专门给商店的糖果柜台提了意见。

文章指出一斤水果糖块是一元一毛一分钱数量应该在一百一十四块左右。

那么以此推论一毛钱起码应该给十一块糖才比较合理。

可是有的商店收了一毛钱售货员顺手抓了七八块给孩子这是不对的。

应该童叟无欺嘛对于小顾客更不能欺骗。

这件事当然不至于这么上纲上线。

因为商店又不是售货员开的人家图什么啊？ 只能说是图省事罢了！ 可这也更加证明了一点当年的人们对价格就是那样的敏感。

所以从1980年开始“价格”这个词开始逐步成为社会最受关注热点词。

从此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各种调查中。

有关商品“价格”的关注度几乎总是排在第一或者第二位的。

这种敏感性和热度就像今天的人们面对房价问题似的。

也是从这时候起物价大检查开始盛行物价局变成了非常出名的局。

各地的物价检查所、监督站也成为了最威风凛凛的实权部门。

要说实话这样的历史时期其实是个挺特殊的时间段儿。

整个社会上上下下多少有点缺乏安全感。

大多数人的心里既感到飘忽又觉得惶然。

因为几乎人身边都有急需解决却又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

或是为工作或是为生活或是为家庭或是为子女或是国家大事或是柴米油盐…… 尤其是出于对“摸着石头过河的”未知不知国家与自己的未来究竟会朝什么方向去变化更是让人们感到如同脚踩在棉花堆上那样忐忑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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